为期六周的印度大选落幕，于6月4日进入计票程序。各项出口民调显示，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下称“印人党”）及其执政联盟将获得胜利。

　　在莫迪支持者的眼中，过去十年印度政府的主要成就之一在于坚定的外交政策。如今，外交在印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在街头巷尾、餐桌旁、饮水机前，印度老百姓们都会讨论印度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印度外交政策逐渐成为国内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米兰·瓦什纳夫（Milan Vaishnav）形容，尽管制定外交政策的仍是精英群体，但对外交政策的“消费”已经在印度实现了化。

　　过去十年来，莫迪与印人党一步步按他们的理念在打造印度社会——2023年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印度首次在全球场合强调起梵语的“巴拉特”（Bharat）国号，标志对印度教身份的尊崇已然进入国际视野。

　　今年年初，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阐释印度外交政策的新书《为什么巴拉特重要？》（Why Bharat Matters）粉墨出版，为“巴拉特正名热”添砖加瓦。

　　十年间，莫迪政府经历了两位外交部长。先是民选地方出身的首任外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任期为2014年到2019年。到了莫迪第二任期，职业外交官和外交智囊家庭出身的苏杰生接过外长职务。相比前任，苏杰生更多扮演了外交政策设计师的角色。

　　新书中，苏杰生如此阐释近五年来印度的外交政策原则：“对美国实行接触、对中国实现管控、对欧洲培养（关系），对俄罗斯再次确认（伙伴关系），把日本带入舞台，扩大邻国友谊。”

　　在苏杰生看来，1945年战后的国际体系已经走到某个转折点，印度需要抓住这一机会建立全球影响力。“而要想实现目标，印度外交要变得机敏而有创造力，并从防御性的不结盟姿态中走出来。”

　　“外交政策的国内影响力增强，是印度成为日益多极化世界秩序中关键角色的一部分。这一现象由地缘的结构性变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总理莫迪的独特信誉共同推动。”瓦什纳夫表示，“尽管现有证据显示，外交政策的提升确实带来了红利，但其全面后果仍有待观察。”

　　不变的，如印度-俄罗斯关系。2022年初，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开启二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自那时起，印度的立场和态度就尤受外界关注。此前数十年间，印度和冷战中的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合作关系。这些关系会否因为欧洲的战争，以及印度和美国日益紧密的合作而终止？

　　两年过去，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看起来经受住了考验。今年4月的数据显示，印度当月进口的石油中，40%来自俄罗斯。持续的购买使印度连续数年保持俄罗斯石油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地位。

　　双方的军事合作也未受限，2018年印度和俄罗斯签订的S-400防空系统订单顶着美国的压力生效并陆续交付——尽管因为战争而有所拖延。

　　普京曾对莫迪治下的印度大加赞美，称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追求国家利益和抵御外部压力的优秀能力超出了他的意料。

　　苏杰生则在各种场合为印俄关系辩护——被问到印度为何没有跟随西方国家遏制俄罗斯时，他反问道：“显然，一个朋友尽可能多、对手尽可能少的国家，才是拥有明智的外交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要限制自己的朋友？”

　　独立后的印度是全球最早承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长期坚持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首任总理尼赫鲁从1930年代就坚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的运动。1947年，在回复爱因斯坦关于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建议时，尼赫鲁称，他当然同情犹太人遭遇到的一切，但反对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为什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未能获得阿拉伯人的善意？为什么他们试图强迫阿拉伯人违背他们的意愿，服从某些要求？”

　　但随着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在马德里和平协议下的和解，它获得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到了瓦杰帕伊任内，印度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而莫迪政府使这段关系更加积极且富有活力，前提是不妨害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

　　同时，莫迪政府也支持以国际法律框架为指导的“两国方案”。根据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印度与以色列、阿联酋、美国建立了I2U2合作论坛，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然而，当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印度的立场明显倾向了以色列一方。袭击发生后，莫迪是最先向以色列表示支持的大国之一，他谴责哈马斯的袭击，并表示“印度在这个困难时刻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反恐”是印度对以色利表示支持的核心理念。这样的支持直到今年春季才有所淡化——毕竟，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过去十年，印度的对外政策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化。最关键的莫过于印度在因应中美关系的变化，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战略。

　　对视为自家势力范围的南亚邻国，莫迪政府推出“邻居优先”（Neighbourhood First）政策，大力发展经贸关系。

　　对北方邻国中国，莫迪开展务实的“元首外交”，在2015年和2018年两次访华，并在2014年和2019年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两度访印。2019年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印双边货物进出口达到854亿美元，而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发的社交APP风靡印度，被年轻人所追捧。莫迪甚至还在这段时间开通了微博，上传和中国的合影。

　　这段时期的中印边境也整体平稳——尽管2017年中印两军在边境洞朗地区陷入短暂对峙，最后在双方的外交努力下和平解决。

　　然而，2020年初，中印边境连现危机，最终在6月15日爆发造成双方人员伤亡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其后中印关系一路走低，

　　印度很快以为由，限制中国互联网企业进驻印度——2020年6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因安全理由封禁抖音国际版（TikTok）、微信、支付宝、“绝地求生”在内的59款中国手机应用，其后多次追加、延长名单。

　　即便疫情管控措施解除后，印度也持续限制、严控中国公民赴印签证，导致很多正常的商贸往来困难重重。

　　这一切变化，既和2019年莫迪获得第二个任期有关，也和中美摩擦之下，印度重新评估自身的外交定位，寻找新的崛起机会有关。

　　2018年3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对中国产品发起关税调查，中美贸易冲突加剧。尽管此后双方不断谈判，但全球供应链的“脱钩”阴云，加之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引导，一时间有关分散风险和供应链重组成为全球讨论的焦点。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更在这样的情绪上大大助推了一把。

　　“这样的变化（中美博弈）远非一场零和游戏，它也为其他地区力量或是有更大潜力的力量打开了空间。”苏杰生在他的新书中如此描述印度在中美博弈中的机会。

　　他主张的印度外交理念并非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而是在和美国展开更多友好合作的同时管控同中国的关系。在他看来，印度从冷战开始和苏联走近，对中国“过度友好”，对美国“过度警惕”。

　　在他主导下，印度外交的使命是走出这套旧模式，实现全新定义的“独立自主”——具体而言，苏杰生提出，不反对并接受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地缘上与其合作，但以具体议题为主，而不缔结北约那样的同盟关系；而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中的合作，也是同样以具体议题为导向——如反恐和经济议题。

　　至于和中国的双边外交关系，苏杰生称，正常化的前提是双方的边境冲突能确认得到管控，不再发生加勒万河谷那样的致命事件。

　　2017年12月18日，时任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战略报告》把“印太”放在了地区战略的第一部分，作为美国安全战略中的最重要地区。报告明确定义了“印太”的地理范围是“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等于在传统亚太范围的基础上加上了印度。

　　自那时起，拉拢印度成为“印太战略”成败的关键。美国总统拜登就曾表示，印美关系是21世纪具有关键性的一部分。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樊吉社指出，“印太战略”的风格是“强调规则，但架构松散，方式灵活，不受制于特别清晰的法律文件或条约协议约束，更多是根据不同议题形成不同的任务组合”，类似于一种“志愿者联盟”。这是美国在衡量了自身的力量能力后得出的现实主义政策。

　　莫迪时代的印度，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势统治地位而受到西方媒体的质疑。无论是对反对派和少数族群的压制，还是大亨巨头资本垄断模式的崛起，莫迪时代的印度被认为愈发不够。法国印度学家杰佛里洛（Christophe Jaffrelot）选举前撰文批评说，在莫迪治下，印度“仅仅在名义上是”。

　　甚至，印度安全部门在海外的行动也日益激进，2023年加拿大指控印度情报部门涉嫌在加拿大暗杀加籍印度锡克教分离主义人士；美国随后指控印度情报部门涉嫌在美进行类似行动。

　　但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拥有的地缘重要性压过了“共同价值”的需要。尽管被诟病愈发不和宗教优先，甚至被指责老是帮助俄罗斯，但印度和美国的合作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在莫迪政府的努力下，通过一系列双边访问，印美关系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2023年6月莫迪对美国国会进行的访问——这使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做客美国国会的印度。其后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提到推动“下一代国防伙伴关系”，并罗列了包括飞机发动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制药、半导体和供应链等在内的庞大合作计划。

　　对印度来说，最能反映“印太战略”合作成果的是2021年成立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这一包含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机制早在21世纪初就处于试探阶段，直到2020年之后才加以深化。尽管目前为止，该机制没有像北约那样成为固定的防卫联盟，但其基础，正是成员国在应对中国崛起上所拥有的共同利益。

　　既能获得应对中国时的更多支持，又能减轻某些外交政策上的道德压力，更通过帮助制衡中国获得关键的市场、技术，中美竞争为莫迪的“巴拉特”外交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

　　在英国殖民结束时，英属印度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殖民和冷战遗产，印巴关系是世界“最危险”的关系之一，且被各自内部的所牵扯。

　　莫迪在第一个任期曾试图缓和印巴关系。2015年12月，他“突袭”访问巴基斯坦，和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会谈，成为2004年之后首位访巴的印度总理。

　　但好景不长，2016年起，印度接连出现多起主要针对军警人员的袭击事件——尤其是2019年的普尔瓦马汽车炸弹袭击。普尔瓦马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夏都斯利那加以南30公里，这起袭击导致46名印度安全人员身亡，印方将责任归咎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普尔瓦马袭击发生后，印度派出战斗机飞入巴控区域进行空袭，其后巴方也派军机越境袭击印控区内目标，并击落至少一架印军战斗机。这一连串事件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急转直下，近乎“冷冻”。

　　但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随着莫迪时代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巴基斯坦的国内危机而失衡。尤其2024年的巴基斯坦大选将该国内部的困难反映得淋漓尽致——前总理伊姆兰·汗的被捕，选情胶着，债务问题和环境危机紧随其后，加之西北边境省份的袭击事件，巴基斯坦政府愈发自顾不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印度于2019年借着和巴基斯坦关系跌入谷底，颁布法令重组克什米尔行政区，正式废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印度宪法规定的克什米尔自治权利，完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近一个世纪的夙愿。

　　但巴基斯坦的弱势也让人看到，莫迪或许会在第三个任期借此机会寻求关系正常化，以获取更大利益。

　　“对莫迪的下一个任期来说，无论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安全压力，还是印人党利用涉巴议题将印度教民族主义转换为能量的效用，两者比重都在下降。如果还是像第一任期后半段那样保持对巴全面脱钩、孤立的政策，其价值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书剑向《凤凰周刊》分析说。

　　不过，张书剑也坦言，“虽然给巴方释放一些信号是可能的，类似于之前在克什米尔达成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或开放边境的锡克教朝圣通道，但要恢复到国大党时代或者瓦杰帕伊时代的那种穿梭外交，可能性不大。”他表示，莫迪仍需在对巴议题上维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人形象。

　　“印巴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巴基斯坦内部的混乱局势削弱了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印巴分歧中巴方的支持，使得印度能够在地区战略中降低巴基斯坦的优先级。”印度前外交秘书坎瓦尔·西巴尔（Kanwal Sibal）最近在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莫迪曾在第一任期内推出“邻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试图从西、东两个方向为印度打开经济发展和地缘影响力的渠道：向西，印度计划利用和伊朗合作的恰巴哈尔港，绕过巴基斯坦发展和中东、中亚的贸易，此外借助美国主导的以色列-沙特和解，加入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IMEC）；向东，印度采取连接东盟的策略，和孟加拉国、缅甸、东南亚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和各方面合作。苏杰生将这一对外连接的战略描述为印度外交的“新曼陀罗”（New Mandala），寓意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层层向外辐射的对外关系宇宙。

　　2021年，塔利班在美国撤军后推翻原政府，重新掌控阿富汗，对印度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挫败——不仅仅是更亲印度的原阿富汗政府倒台，也意味着通过阿富汗连接中亚国家的对外联系和贸易路线受到影响。

　　此外，印度传统上对周边地区的掌控愿望，使得周围国家对印度态度微妙。2023年马尔代夫大选，当选的总统穆伊兹（Mohamed Muizzu）上台后便宣布让印度从马尔代夫撤军，这是周边国家对印不满情绪的一个例子。

　　在未来更为不确定的是，随着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愈发强调“巴拉特”，周边国家开始担心印度是否会酝酿“大巴拉特”扩张。

　　2023年5月，象征莫迪时代“新印度”的新国会大厦落成，其中一幅巨型装饰画引起周边国家关注。这张描绘了整个次的地图上，现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几处地方被标上了古代梵文名称，体现出阿育王时代孔雀帝国的“大印度”版图。批评人士认为，这张地图反映出莫迪和印人党日益痴迷“统一大巴拉特”（Akhand Bharat）念想。

　　一方面，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统治地位稳固，莫迪政府愈发自信地输出印度教文化符号，并借助这些文化符号体现神秘感和东方形象。

　　第一任期内，莫迪就提出印度要做世界的古鲁（梵文的“导师”），把印度的“文明国家”抬到外交软实力的前台。2014年12月11日，联合国在印度提议下通过决议把每年的6月21日设为国际瑜伽日。

　　瑜伽是印度教的重要修行方法，也是近年席卷世界的新锻炼形式。确立国际瑜伽日后，莫迪几乎每年都举办大型户外瑜伽活动，并亲自上阵练习和推广。2023年的国际瑜伽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草坪举行，莫迪一身白衣，带领上千国际政要和外交官员声势浩大地练习瑜伽。

　　而最新的“印度教软实力”成果，则是2024年2月，莫迪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揭幕了一座新修建的印度庙。这一文化输出极具象征意味——印度教沿着千年前伊斯兰教传入印度的道路，“逆袭”了海湾国家。

　　“印度正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文明大国的形象，它在国际话语中引入了自己的理念。”据西巴尔介绍，除了国际瑜伽日，这些理念也包括“世界是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一个未来联盟”（One Future Alliance）以及“全球公共卫生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Public Health），其他理念还包括全球食品供应链（Global Food Supply Chain）、LiFE（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技术方法）、全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Global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等。

　　过去十年间，全球各地见证了许多印度裔登上舞台——2021年，哈里斯成为美国第一位印度裔副总统；2022年，英国迎来第一位印度裔首相苏纳克。印度裔纷纷登场，未必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印度，却标志着印度进一步拥有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

　　这种背景下，莫迪还经常通过激动人心的演讲激发印度侨民的热情，让他们对自己所在国家感到自豪。

　　“从观感上，印度裔精英在海外获得成功，能在全球范围内营造印度崛起的叙事，释放印度发展前景向好的正面信号。从这方面说，印度裔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大幅抬升了印度的软实力。”张书剑评价说。

　　在欧美国家打造文化软实力之外，印度也积极塑造“中国之外另一个南方国家领袖”的形象。无论是在G20峰会上邀请非盟加入，还是召开印非峰会、邀请中东国家担任共和国日主宾，印度都在努力经营“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张书剑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中美博弈的态势下，如果完全选择中国一边，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印度变成了一个有获益却不那么有风险的替代选择。”

　　虽然莫迪时代的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提升，但和中等收入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印度经济也依旧面临就业不足、教育和社会保障不健全等传统弊病。

　　更严重的是，随着莫迪时代商业巨头的兴起，印度的社会不平等在过去10年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恶化。法国“世界不平等研究室”（WIL）在最新出台的报告指出，从1991年到2022年，印度亿万富豪的人数从1人增加到271人（仅2023年就新增了94）人，在全球仅次于美国。而他们的财富总额占印度国民净收入的比例，从1991年的不到1%猛增到2022年的25%。在这种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中，印度是否能把握住苏杰生口中的“国际舞台机会”，包括承接产业链转移、实现国内制造业崛起等，仍有待观察。

　　印度这个曾经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已在全球化陷入困境的今天试图抛下“第三世界”的部分外交遗产，前所未有地追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地位。这其中的目标，既包括一直以来印度所向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也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或明或暗的地区霸权理想。

　　到莫迪第三个任期，印度的外交预计将比之前更为活跃。“印度不断提升的国际话语权、密集的海外侨民关系网络以及莫迪良好的个人魅力，将进一步促进印度国家利益的实现。”西巴尔在文章最后总结道。练瑜伽的利弊